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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MD矿物质 发布时间:2018-04-08 16:33:27 浏览:

 第二天早上,杨大渊等人率众将士投降。杨大渊曾经杀害过蒙军派遣的特使,这时,蒙军帐下将领想追究他的罪责。汪德臣出面劝解众将说,大敌当前,应以大局为重,如果连背叛我军的敌人都能够宽宏大量,那么,宋军中其他将领以后必会放心来投诚!蒙哥大汗极其赞许汪德臣的大度。果然,继其之后,防守运山堡垒的张大悦请求投降,汪德臣将其引见到大汗帐前,其他官吏人民也都安然如初。青居、大梁等要塞也纷纷望风来附,大军遂抵达钓鱼山下。

守将王坚,一直凭借着钓鱼山的险要地形而与蒙军展开多次激战,并拒不投降。汪德臣率众与王坚力战,夺取了宋军的战舰数百余艘,杀伤不可胜记。汪德臣派人告诉王坚,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而顺应形势,举众投降则可以享有荣华富贵。王坚不但不愿投降,反而将派去说降的特使杀了,蒙哥大汗大怒,命令全力攻城。但是钓鱼城被团团包围后,蒙军连续进攻五次,时间已经过了一月,但还是攻不下来。

汪德臣指着胸脯发誓说:“我家世代蒙受大汗恩宠,经常怀着惭愧之心,不能报答。今天御驾亲征,各城无不望风披靡,唯独这支军队拒不投降。为国捐躯,以图报恩,正逢其时。”于是,他单骑逼近钓鱼城下,呼叫王坚之名说:“我来救你一城军民性命!”话还没有说完,一块飞石飞来,汪德臣险些被飞石击中。回营后,汪德臣感染疾病。蒙哥大汗派人慰问勉励,下诏让其回到巩昌修养。汪德臣辞谢说:“陛下以万乘之尊,尚自冒着寒暑,臣甘愿在行伍之中效命,就是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大汗又派丞相兀贞赐给汤药,以疗其病。附近的缙云山上有一座寺院,地势高峻,气候比较凉爽,大汗命令汪德臣,住在那里疗养。汪德臣虽然在卧病修养之中,但还是对胶着的战事不能忘怀。看见山上高大的树木比较多,就命令将士和工匠们根据树木的大小,因材而用,打造战船,为东下做准备。不久,汪德臣病重,竟然一病不起,溘然长逝,时在己未(1259年)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三十有八。蒙哥大汗闻听后,拍着大腿悲叹惋惜不已,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样。随之,派遣军队护卫着汪德臣的灵柩归葬家乡,并命令其子速来军营,将有重要任命。巩昌官吏民众出城迎接汪德臣的灵柩,无不哀伤悲恸。

汪德臣的夫人是黄掴(古代少数民族姓氏)氏,以善良贤惠而著称。生子六人,长子惟正,袭爵便宜都总帅;次子有惟贤、惟和、惟明、惟能、惟纯,有一女儿,嫁给了包姓人家。这年十月,汪德臣的灵柩归葬于漳县,在祖宗陵墓之旁。1260年五月,忽必烈正式建立年号中统,汪惟正向朝廷请求,诏命追封汪德臣为“陇西公”,谥号“忠烈”。

一门忠义烈日秋霜

汪德臣天资聪颖,见善自明,用心坚定,事无巨细,经其裁决之后施行,非常适宜。二十二岁时就袭封巩昌便宜都总帅一职,堪为少帅。此后虽然掌握兵权十七年,但未尝妄自擅杀,反之,倒有宽厚和蔼、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孝敬双亲,友于兄弟,和睦宗族,少有微词。而且轻财乐施,爱恤军民。将士僚佐一旦生病或有去世的,必定亲自前往看望或吊唁,从不以富贵骄人。当他掌握兵柄之后,领导众将驾驭部下,从不加以恶言厉色。但凡出师,必与士卒同甘共苦;进攻作战时,则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此,人人乐为之用。将士们偶因犯错而被囚禁,他必千方百计进行营救。虽然多年来过的是军旅生活,但他经常延请儒生,诵说经史;每次与众宾客宴会,必使尽欢而散。每当遇到军国大事,他几乎夙夜不寐,以致焦心劳思。因此,年龄不大,但胡须和头发却斑白了。

当初,南征时路过剑门,汪德臣叫来兄弟翰臣,将在此之前大汗的所有封赐印信和文书交给他,并说:“巩昌路之事已托付给良臣,巩昌府之事请你担任。我家世代蒙受国恩,尽忠而死是分内之责。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如果以后我为国事而死,你们兄弟二人要好好地侍奉好母亲太夫人,不要给她留下担忧之事。”说完,跃上马就上路了。听了汪德臣的此番言语,真可谓奋不顾身,有志于殉国的壮怀激烈之士。汪德臣之兄长汪忠臣在副都总帅一职上殉职,弟弟汪直臣在中翼总领一职上殉职,汪佐臣在奥鲁都总领一职上殉职;汪良臣任军前便宜都总帅,汪翰臣代理其职,汪清臣在巩昌任职。兄弟七人,死于国事者过半,可谓忠义一门。

以故陇西文史学者戴楚石先生在手抄本《陇西金石录》中,对此《神道碑》的碑文有详细的记载:该碑为汪氏四大神道碑之一,立于陇西南门外大碑院(即陇西公祠堂)。据《陇右金石录》载,原碑高二丈二尺,宽五尺余,厚尺余,碑额碑座完好。碑阳题“故巩昌路便宜都总帅本路兵马都总管知府事赠陇西忠烈公汪公神道碑”30字,列两行,楷书,径约六寸。末题“门下潘珍书”。碑阴为正文,有作者、书者姓名,但是否有标题,从无记载。地方文献称此碑为“汪忠烈公神道碑”。

此碑1964年还在,此后被砸毁。今大碑院“贞肃公碑”侧旁有深褐色断碑两块,其中较大的一块长约1.7米,宽约1.5米,碑面朝上,可见双钩刻“故巩昌路便”五字,其余部分被叠压其上的一块汉白玉碑首遮盖。因现有资料没有对忠烈公碑质地进行记录,故而无法肯定现存褐色碑是否为忠烈公碑。

碑文篇幅庞大,叙事详明,尤其关涉汪氏家世的内容,有超出“义武公碑”的线索。可知在汪世显之前,有位被金朝任命为临洮路副官的先祖,在动荡的西部为金国效力,此人的子孙,宗族强盛,在金与夏、宋的征战中,声威远播,令名昭著。此说虽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盐川汪骨部首领很早就被女真统治者重用而跻身政治舞台,经过百余年的集聚发展,到金朝后期,汪世显一跃而起,号召西陲,独霸一方,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在蒙元统一的过程中,汪德臣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针对南宋蜀地守将余玠的“创建城壁,修筑关隘,增屯堡栅,首尾相应”的防御战略,针锋相对,巩固蒙军已经取得的战果,筑城沔州(略阳)、兴元(汉中)、利州(广元),做好了长期与宋军对峙,俟机进攻的准备!

一种正确战略的实施,需要有各种条件,如蒙元一方,蒙哥大汗,以及皇太弟忽必烈,对于汪德臣的建议,“所陈悉嘉纳”,并放手让其去实施,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果然应验了汪德臣的判断;而南宋一方,先是采纳了余玠富有远见的防蜀战略,待到颇有成效时,却又互相猜忌,自毁长城,解除余玠的职务,并没收其家产充公。这样令人寒心的举措,两相比较,不是高下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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